我不记得，那一天是哪一天了。

但我知道，我必须听话，不能反驳。只要一句话说得不对，就会被指责“老三老四”，紧随而来的是一个巴掌。既然这样，那我就保持沉默吧，不说话总不会挨巴掌了。可出乎意料的是，我又被指责“孤僻、神经病”，随即迎来的是铁柄扫帚的猛击。当一切如龙卷风过境后，扫帚被丢弃在角落，叫骂的声音还在继续，我却已经哭不出来了。也许我的眼泪和难过只有那么多，已经全都分给疼痛了。

第二天，面对老师的关心，我无比坦然地露出一个笑容：“没关系，只是过敏了。”一面痛苦扭曲，一面云淡风轻，伪装成了我的习惯。

小升初那一年，我没想到那个长年存在的伤口，还能被伤得更痛。那天，我做不出数学作业的最后一道规律题，她嚷嚷着让我把规律写下来，可我就是不知道规律是什么所以才不会做呀。我的笔一直停在草稿本上，而她一遍遍的催促，更是让我心烦意乱。突然，她拿起闹钟，对我大吼：“你再不写，信不信我一个闹钟砸下来！”还没等我反应过来，她真的把闹钟砸了下来。我顿时晕头转向，感觉有液体从额头滑落。我随手抹了一把，看着手背上鲜红的颜色，怔怔地回不过神。没有过分的疼痛，我只是觉得松了一口气，至少这场酷刑暂时可以告一段落了。

我知道，她的道歉只是一时的，下一次还会继续下手，甚至一次比一次狠。曾经她还会向我道歉，可后来，这一切似乎变成了理所当然。只要她不高兴，随时可以给我两巴掌。我常常被打到脑袋发蒙，连扎头发都觉得头皮在颤抖。

害怕着，颤抖着，麻木着，习惯着。

被当作理所当然的出气筒。

文章来源：《临床神经病学杂志》 网址: http://www.lcsjbxzzzz.cn/qikandaodu/2021/0502/429.html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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